在禁止养猪引发的网络热议中，许多人认为，东莞政府牺牲了污染较小的养殖业，从而换来了污染较大的工业的发展空间。常大安也有类似的看法，“大鱼不抓抓虾毛！”

　　对于部分在东莞投资设厂的小商人来说，他们时常有意或无意地将排污治理“遗忘”在成本之外，港商刘淳就是其中一个。

　　“我们承诺，企业守法排污，保证自己的镇(街)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标。”今年4月27日，东莞市会议大厦，1252家重点污染企业和全市32个镇(街)的相关负责人在市环保局领导的见证下签下“军令状”，区域限批制度在东莞随之施行。

　　刘淳知道这个“誓师大会”，但他觉得收效甚微。“签个字，污染能减多少？”他的电子零件厂就在道滘镇上。

　　这是一家位于河涌边的小型电子零件厂。外门面并不大，只有一个常年在打瞌睡的保安看守。墙上的横匾在风吹日晒中变成锗红色，“大量招收普工”。工厂左侧的河涌黑腻如墨，面上浮着大面积的油斑，偶尔飘过几个银白的点，是死鱼的腹部。你很容易忽略，河中唯一流动的，是工厂排污管泄出的细小水流。

　　刘淳毫不讳言工厂的污水排放并不达标。“我们厂有电镀车间，所以会产生工业废水，废水里除了含有氰和酸性物质，还有一些重金属。”

　　一踏入生产车间，金属的摩擦声和撞击声在耳朵里来回搏斗，酸性气体充斥着空中每一个分子，眼耳鼻同时丧失作用。适应了一分钟后，刘淳指着一台被腐蚀得略微发绿的机器，“那就是污水处理器，但我们很少开。那是为了应付检查用的。”

　　难道罚款对刘淳这样一个生意人来说毫无震慑？他细细算了账，“如果全部处理后达标排放，一吨污水的处理成本约为2元钱，如果每天偷偷排放5000吨，一年下来可以省300多万。可罚款的最高金额只是100万，你说我选哪个？”

　　根据现行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》：对造成水污染事故的企事业单位，按照直接损失的20%计算罚款，最高不得超过20万元；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，按照直接损失的30%计算罚款，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。

　　100万与300万，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来说，似乎是一道毫无疑问的选择题。

　　“四纯两小”们的命运

　　偷偷省下排污的费用于事无补，刘淳打算明年将工厂迁至河源。

　　“‘四纯两小’都被清掉了，我们这些小企业还是趁早找后路。”

　　除了养猪业，区域限批的另一个“重拳”打在“四纯两小”(纯电镀、纯漂染、纯洗水、纯印花企业和小规模造纸厂以及小规模制革企业)身上。区域限批“誓师大会”上的1252家重点污染企业，全部来自“四纯两小”企业。政府数据显示，这类企业的年排放废水总量为1.8亿吨，占全市工业废水年排放总量的78%。根据《东莞市重点污染企业整治方案》，环保部门将在这两年间分期、分批关闭或迁移“四纯两小”企业。

　　曾经，这些小型加工企业“制造东莞”。如今，它们被摒弃在“东莞制造”之外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之前，密布东莞的是造纸、印染、电镀、纺织、食品等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。虎门被评为“中国女装名镇”，大朗被评为“中国羊毛衫名镇”，大岭山被评为“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”……“世界工厂”的外号与中小企业密不可分。

　　1990年代后期，东莞进入了招商引资最猛的时期，虽然企业的数量增长放缓，但工业总值显著增长。进入21世纪，在引入了不少工业巨头后，东莞不再对所有投资者感兴趣，提出了要从“招商引资”向“招商选资”转变。

　　中小企业处境大不如前。有官员说，世界500强才是东莞的“乘龙快婿”。

　　“你知不知道我们香港人是怎么形容的？打完斋(做完法事)不要和尚。”埋怨过后，刘淳自己心里还是相当明白的，“大企业是纳税大户，不能动他们，要动还是从小的开始。”